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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毁灭孩子天赋的做法,是可以和慈爱关怀同时发生的」

发布时间:2020-06-11   浏览量:933   

 

「毁灭孩子天赋的做法,是可以和慈爱关怀同时发生的」

玛丽.赫塞(Marie Hesse)是德国知名诗人、小说家赫曼.赫塞(Hermann Hesse)的母亲,她曾在日记中描述自己的意志怎样在四岁时就被摧毁了。而当她的儿子四岁时,她深深被他的叛逆行为所苦恼,在无止尽的冲突后,沟通成效却不好。

十五岁时,赫曼.赫塞被送到斯坦提一间专门看管癫痫病人和残疾人的机构去,为的是「永远结束他的反抗行为」。赫塞从斯坦提寄了一封激动、愤怒的信给父母,说:

如果我是一颗顽石,而不是一个人,我才可能期望你们对我有所理解。

不过,即便如此,赫塞想从那个机构里被假释的条件是「行为的改善」,所以他还是「改善了自己」。

许多人都觉得自己没有活出父母的期待,一生积压着内疚的痛苦。虽然他们在理智上可能也很明白,满足父母的需要并不是一个小孩的责任,但是这种情感的力量却要比理智来得更强大。它们的深植于生命的初期,从那时起便发展出强度和韧度,因此没有任何辩解可以克服这种内疚,只有在有效的心理治疗协助下,才能逐步得到解决。

在小说《德米安》的一开始,赫塞.赫曼描绘了一个「正统又纯洁」的家庭,这样的家庭里是不会听到小孩撒谎的(在这部小说中不难看出是作者自己父母的家,而他也间接地肯定了这一点)。这个小孩孤独地承受着自己的罪,感觉自己堕落、邪恶、被人抛弃,儘管因为还没有人知道他那「可怕的事实」,所以并没有人责骂他。

这种情况在现实生活中当然很常见,而赫塞对这种「纯洁」家庭环境的理想化描绘,对我们来说也并不陌生。它既反映了孩子的观点,也反映了我们所熟悉的教育方法中所暗藏的残酷──被用来传授道德的「价值」。

「像大多数父母一样」,赫塞写道,「我的父母对于我青春期出现的新问题也根本帮不上忙,从来没向我透露过任何有关的知识。他们所做的,就是不惜一切地支持我对否认现实所做的毫无希望的尝试,并让我继续躲在那个越来越不真实的童年世界里。我不能确定别的父母是否能做得比较好,所以我并不责怪我父母。我只好与自己进行协商并自己想办法,并且,像大多数教养不错的小孩一样,我应付得很不高明。」

在小孩看来,他的父母似乎根本没有任何与性有关的慾望,父母有办法,也有可能隐藏他们的性行为,但小孩却永远在他们的监督之下。在我看来,《德米安》的第一部分很有感染力,即使是背景不同的人也不难理解。而使小说后半部分格外难懂的原因,则想必是牵涉了赫塞父母及祖父母的价值观(他们是传教士家庭)。这一点渗透在他的许多故事当中,但却在《德米安》中特别明显。

虽然小说的主人翁辛格已经有了体验残酷的经历(被一个比他大的男孩敲诈),但却没能帮助他更透彻理解这个世界。「不良行为」对他来说就是「堕落行为」(依传教士的用语):它既不是仇恨也不是残酷,而是指在小酒馆里喝酒这样的琐事。

一九七七年,在苏黎士为纪念赫塞诞辰一百週年举办的展览会上,有一张挂在小赫曼床头并伴随他长大的画。在这张画的右边,我们可以看见一条通往天堂「正确」的路,上面布满了荆棘,障碍和苦痛。在左边,则是一条充满轻鬆和享乐的路,却无可避免地通向地狱。

每个小孩,都曾根据什幺是被禁止的,也就是那些被父母所限制的、忌讳的和令他们害怕的事物,很具体地形塑他对「坏」的第一个形象。他要经过很长时间才能摆脱父母价值观的影响,进而直接地觉察什幺是他自己认为「不好的东西」,到那时,他就不会再把它们认为是「堕落的」和「不良的」,而是一种可以理解的、对童年创伤压抑的潜在反应。身为一个成年人,他可以找出原因,并让自己从这个无意识的反应中解脱;他也有机会为自己因无知、盲目和迷茫而对别人做出的事表示歉意,而这幺做将能使他避免重複他不想再继续的行为。

不幸的是,通往大彻大悟的道路并没有向赫曼.赫塞敞开。

在短篇小说《小孩的心灵》中,他说:

如果要把我所有的情感以及它们的痛苦冲突都浓缩成一个根本的感觉,用一个词代表,那幺我想不出比「害怕」更合适的词了。那些在我童年中幸福破灭的时刻所感到的害怕和不安:害怕被惩罚,害怕我自己的良心,害怕我灵魂中对那些被我视为禁忌和罪恶的事物蠢蠢欲动。

在这个故事里,赫塞以极大的温情和理解描写了一个十一岁男孩的情感。为了使自己的收藏品中有一点属于他父亲的东西,这个男孩从他敬爱的父亲房间里偷了一些晒乾的无花果。当他的「不良行为」被发现之后,内疚、害怕和绝望折磨着孤独的他,最后终于被深深的耻辱和羞愧取代。

这个生动有力的描述,让我们不得不猜想,它可能是赫塞自己童年的真实插曲。这个猜测后来被赫塞母亲的一张字条证实了。这张写于一九八九年十一月十一日的字条上说「赫曼偷无花果被发现了。」

从他母亲日记的内容,和自一九六六年起他父母和其他家族成员往来的信件中,可以猜想小赫塞的痛苦经历。赫塞像无数拥有天赋的小孩一样,正因为有着太丰富的内心世界,令父母饱受困扰。通常,小孩本身俱有的天赋,包括他强烈的情感、深刻的体验,和他的好奇心、聪睿、思维敏捷,以及爱挑剔的能力,都会造成他与父母的冲突,使父母长期一直用各种规定来掌控他。

要维持这些规定,无疑地,将以小孩的成长为代价。这些因素导致了一个明显自相矛盾的状况:父母一方面为自己聪明的小孩感到骄傲,甚至非常欣赏他,而在另一方面,却又由于自己受过的压抑而反对、压制、甚至毁灭小孩身上一切最真实、因而也是最好的东西。在赫塞母亲日记中记录的两个观察显示,这种毁灭小孩天赋的做法,是可以和慈爱的关怀同时发生的:

(一八八一):「赫曼要去幼稚园了,他暴烈的脾气使我们痛苦不堪。」赫曼这时三岁。(一八八四):「赫曼表现好一些了,他的教育过程使我们饱受苦恼和麻烦。从一月二十一日到六月五日,他都住在男生宿舍里,只有星期日和我们在一起。他在那儿表现得很好,但回家之后脸色苍白,虚弱且十分忧郁。这效果确实不错,且对他有益。他比过去更容易管教了。」赫曼这时七岁。

一八八三年十一月十四日,他的父亲约翰尼斯.赫塞写下:

赫曼,这个男生宿舍里几乎被认为是行为楷模的孩子,有时候却让人难以忍受。我正在认真考虑将他送到一个社会机构或别的家庭里去,儘管这会让我们非常丢脸。他太让我们感到紧张和无能为力了,整个家里也太杂乱无章了。他似乎对任何事情都具有天分:他观察月亮和云彩,长时间地即兴弹奏管风琴,用铅笔或钢笔画美妙的图画,只要他高兴,还可以唱歌唱得很好,并且从来不会搞错节奏。(见赫塞《童年与青少年》〔Kindhet und Jugend〕,1966)

我们从赫塞的另一着作《赫曼.劳斯尔》(编案:Hermann Lauscher,德文Lauscher意思是「偷听者」)里看到,在他对自己童年和父母极为理想化的画面里,赫塞已经彻底摒弃了那个曾经独特、反叛、「难以驾驭」、让他父母无比棘手的孩童行为。他无法与自身的这一重要部分妥协,所以只好排斥它。也许这就是为什幺他对真实自我那强烈又真实的渴望,始终都没有被满足过。

赫曼.赫塞的勇气、天才和情感的深度,当然可以从他的作品和许多信件中充分显示,尤其是他那封来自斯提坦社会机构充满愤怒的信。但是他父亲对这封信的答覆(见《童年与青少年》),以及他母亲的字条,再加上上述从《德米安》和《小孩的心灵》摘录的段落,都清楚显示:赫塞对他童年痛苦的否认,曾经让他承受多幺大的精神负荷。儘管他享有巨大的讚誉和成就,并获颁了诺贝尔文学奖,赫塞却在他成年岁月里,饱受与真实自我的分离而带来的悲剧性痛苦,而这却只被医生草率地诊断为忧郁症而已。

如果我们告诉病人,「在其他的社会里,他的反常行为并不是个问题,它之所以在这里是个问题,纯粹是因为我们社会的病态,所以造成各种压抑和约束」,对病人并没多大助益,虽然它无疑是部分事实。相反地,身为一个有着独特经历的人,病人会感到被忽略和误解,因为这种解释对他真实的悲剧来说,几乎等于什幺也没讲。他最需要被理解的,是他强迫重複的行为及其背后的真实情境。

压迫和被迫屈从,并非源于办公室、工厂或政治党派;它们在婴儿生命最初的几个星期就发生了。后来,它们遭到压抑,并因其特有的性质,无法引起任何注意。屈从或依赖的本质并没有改变,改变的只是它们的对象。

曾受过虐待、监禁、被利用、管束和训练的儿童,他们无意识的愤怒,可能转化为日后对政治活动的投入(编案:爱丽丝.米勒曾对希特勒、海珊等政治狂热份子的人格及其童年经历做详尽研究)。他们部分的愤怒,可以透过与「敌人」(如政敌)斗争而得到释放,而不必放弃对自己父母的理想化。旧的依赖关係,可以因此轻易地被转移到新的团体或领袖身上,但是,如果他们能够亲身体验幻觉的破灭和伴随而来的哀伤,社会和政治不致动荡,但他们的行为则可不再被迫重複。到那时,他们就能透过有意识的决定,为自己建立明确目标。

如果病人严格的「良知」能够被治疗师或团体以宽容来取代,那幺治疗就有可能获得暂时的改善效果。然而,治疗的目的不是为了修改病人的过去,而是为了使他能够正视自己的历史,并感受其中的悲伤。因此,病人必须发现他内心的早期记忆,并意识到父母曾对他施加的无意识的掌控和轻视,只有这样,他才能从中解脱。

当我们能够感觉并且理解童年被压抑的情感时,我们就不再需要用轻蔑作为武器来保护自己了。另一方面,只要我们轻视别人,同时却高估自己的成就(「他做不了只有我才能做的事」),就不会为「只有取得成就才能得到爱」这个事实感到悲伤了。如果我们逃避体验这种悲伤,就意味着我们基本上仍然是被轻蔑的人,因为我们轻蔑自己内心所有不伟大、不良和不够聪明的一切,如此一来,我们就使自己的童年永久孤独了:我们看不起弱小、无助和不知所措──简言之,就是蔑视那个活在我们自己和别人心中的小孩。

那些自大的成功人士对别人的轻蔑,永远包含着他们对真实自我的不尊重。他们的不屑态度意味着:「没有我这些出众的特质,人简直一文不值。」其引伸的意义是:「没有我的这些成就、天分,我就永远不会被人爱,也没被爱过。」这样的成年人心中的自大,保障了他「我是被爱的」的幻觉得以持续。

约翰的梦,展现了如何摆脱这种令人迷茫和苦恼的自我背叛行为。

约翰四十八岁,由于无法摆脱一个痛苦纠缠他的梦,再次前来求助治疗。在梦中,他站在一个位于沼泽地带的了望塔上,而沼泽位于他非常熟悉的一个小镇边缘。在现实中,那个小镇并没有这个塔,但它却清清楚楚地出现在病人梦中的景色里,并且让他觉得非常熟悉。从塔上,虽然可以看到美丽的景色,但却感到难过和被人遗弃。塔内有一个电梯,但是要得到登塔的许可证却困难重重,通向塔顶的路也非常难走。这个梦反覆出现,每次他都有被人抛弃的感觉。

直到治疗过程中有了许多其他的改变,约翰的梦才出现不同的内容,最后终于发生了关键性变化。

在梦中,约翰先是惊奇地发现他已经有了登塔的许可证,但是塔却已经被拆除,风景也不复存在。相反地,他看到了一座连接沼泽地和小镇之间的桥,这样他可以步行到小镇上去。在那里,他不是看「所有的东西」,而是「近距离地看某些东西」。约翰,这个患有电梯「惧高症」的人,现在不知为何不再害怕了,因为搭乘这个电梯曾使他极度焦虑。

谈到这个梦,他说他也许将不再凡事都面面俱到,必须看到所有的一切,总是要第一名,总比别人更聪明。现在他可以像别人一样用脚在地上走路了。

更让约翰吃惊的是,他后来梦见自己忽然又一次乘坐了塔内的电梯,就像坐在一把被向上拉的椅子里一样,一点都不感到害怕,甚至觉得很好玩。从塔的顶层走出来之后,他惊奇地发现了一个五彩缤纷的世界包围着他。另外还有一个学校,里面的小孩正在练习芭蕾舞,他也可以进去参加(这曾是他童年的愿望);许多分成小组的人正在讨论事情,他与他们同坐,并加入了讨论。他感觉自己已按照真实的自我融入了这个社会。

虽然这个梦表达的是他的愿望而不是现实,它却表现了他真实的需要:不论他成功与否,都能被人爱,也能去爱别人。这个梦给了他非常深刻的印象。

一个普遍而众所周知的矛盾是:家长对子女的成就一方面抱持着心有不甘和竞争的心态,同时却又强烈要求他取得最高的成就,并对他的成就感到骄傲。因此,约翰就必须去寻找自己的塔,也必然面临阻碍。逐渐地,他对来自成就和紧张造成的压力产生了反感,所以在第一个梦中,塔就消失了。他可以放弃居高临下俯视一切的自大幻觉,并能够近距离地仔细观看他心爱的小镇(意味着审视他自己的内心)。

直到现在他才明白,是他的轻蔑,使他被迫将自己与别人隔离,同时也与他的真实自我隔绝──至少是与他无助和犹豫不决的那个部分。

即使是对自己的做法保持警觉的父母,也不总是能理解子女,但是,他们会尊重小孩的情感,即使他们并不能理解它们。如果没有了这种尊重,小孩为了避免痛苦真相,就会在各种意识形态中寻求庇护。

受轻蔑小孩的悲剧并不只是透过性变态、强迫行为、和寻求意识形态庇护等方式表现,有太多的时机可以洩露童年痛苦的家庭气氛,譬如有些人从不大声或愤怒地说话,看上去总是得体又高尚,却仍然明显给人一种可笑、愚蠢和譁众取宠的感觉,或是与他们的形象相比显得太庸俗的印象。他们对此毫不知情,也不是故意要这样做。他们洩露出来的,是他们从来意识不到的、来自他们父母的态度。

还有一些人给我们一种很不同的印象:小时候,他们在智力上超越父母很多,因此被他们羡慕,却又因此不得不独自解决问题。这些让人感觉理智且有意志力的人,似乎也会要求我们用理智的方法扬弃任何柔弱的情感。在他们面前,我们会觉得自己不能被认为是一个有问题的人──就像他们自己的问题从来不被他们的父母承认一样,因为在父母面前他们总必须是坚强的。

了解这些案例,我们就不难理解,为什幺有些明明能清楚表达自己的教授或作家,却偏要使用複杂和神祕的语言,让学生或读者只能懊恼地寻找一些用处不大的观点。学生们所体验的情感,很像是他们的老师曾经在与父母的关係中被迫压抑的。如果这些学生有一天也成为老师,他们就有机会将这种无用的知识视为价值连城的珠宝(因为他们付出了太大的代价),再传授给他们自己的学生。

如果我们能够意识到,父母那具有危害性的行为模式是如何在我们内心产生影响,它就会对治疗工作的顺利进行带来很大助益。但是,要想从这些模式中解脱,我们仅有思想上的认识是不够的:我们需要在内心以对话的方式与父母进行情感上的交流。

有意识地体验我们合法的情感,是一种解放,不仅因为它可以释放我们长期积压的紧张,更因为它能让我们睁开眼睛,看清过去和现在的现实,并使我们从谎言和幻觉的捆绑中解脱。它将我们从前被压抑的记忆归还,并帮助我们去除相关症状。所以它的力量可以改变我们,却不具破坏性。

对儿童的虐待、羞辱和利用是世界性的,正如企图躲避这种记忆的方法也不分地域。那些不想知道自己生活真相的人,正与社会一起共谋否认的方法,一起寻找着共同的「敌人」,藉以发洩被抑制的仇恨。但是,值此世纪交替之际,身为正日益缩小的地球的居民,自我欺骗的内在危险正在疯狂地增加,而比起历史上任何其他时候,我们对此都更加难以承受。幸运的是,与此同时,我们已经有了所需的工具,去发现过去和现在的真实自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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